清代贵池人郎遂，是一位杰出的地方志著作家。他所著的《杏花村志》十二卷，对激发池州人民爱国爱乡的思想情感、开发杏花村文化旅游区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郎遂是宋末池州郡丞郎文韶之后裔，元人入池州，郎文韶在府城之西郊杏花村筑焕园隐居，自此繁衍支系，聚族而居，使郎氏成为当时池州城居民中一个庞大的姓氏。明洪武间，郎氏家族承先启后，“家声大振”，其中，文宦武将或分籍于邻邑，或迁居于都市，而“守先庐于故村”的只郎遂父系郎必光一支。郎遂字赵客，号西樵子，出生于清顺治十一年(1654)，少年由诸生入太学，以诗文名于时。他虽才华出众，但不乐仕途，清康熙间携儿辈读书杏花村，出于对乡土的热爱，他开始了编纂《杏花村志》的庞大文化工程。他自康熙十三年(1674年)春月起稿，至康熙二十四年夏授梓成书，先后历经11年。在编纂过程中，“凡夫、缙绅、幸布，无不咨询；巷议街谈，无不茹纳”，考据书目一百余种，约请参与考订的各州府文学人士一百零三人。《杏花村志》共十二卷，卷以下列村中、村南、村北、村东、村西、人物、闺淑、仙释、题咏、词赋、宸翰、文章、户牒、族系、传奇、杂记等十六个子目。全书重点内容可归纳为四个方面：其一，详审山川。清代中叶，当时的池州府城，山清水秀，景色宜人，整个的生态和自然植被完好。郎遂在经过一番详细的调查之后，将杏花村的山川形势及名胜古迹分布绘成总图，置于卷首，并将杏花村区域内的自然风光区分为十二景，这十二景是“平天春涨”“白浦荷风”、“西湘烟雨”、“茶田麦浪”、“三台夕照”、“栖云松月”、“黄公酒垆”、“铁佛禅林”、“昭明书院”、“杜坞渔歌”、“桑柘丹枫”、“梅州晓雪”。上述每个景点附诗并插以图画，使读者如身临其境。其二，考微掘隐。杏花村古迹虽遭明末左兵之乱，但至清康熙间，大部残旧的实体或遗址尚可寻找，这给郎遂提供了不少考古的条件。于是，他“剪荆劈棘”、“问酒黄垆”，在志书中记下古迹70余处，并向读者作负责的记述。如记“广润泉断石”云：在杏花村南，濒湖。嘉靖间，村农得之田内，郡丞张邦教访置演武场前，建亭榭以表之”。又云：“明季左兵之乱，好事者以断石收移于今秋浦楼，乙酉以后，刘梅根州丞曾访而未得也，郡邑志皆称尚存者，亦留此，以待后人援求耳”。其三，广征博采。《杏花村志》收集了自唐至清，诗人题咏贵池杏花村的诗歌200余首，占全书份量的三分之一。诗歌的形式分七绝、五言古诗、七言古诗、五律、七律、五言排律诗、五言绝句等，充分体现了池州这个“千载诗人地”的传统文化特征。其四，备载户籍。《杏花村志》使用明清时期的户籍资料，记述了郎氏族系，对此，清时褒贬不一，但这对于当代研究人口变动和社会发展，无疑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。《杏花村志》除上述重点内容以外，“传奇”、“杂记”也颇具可读性。如“传奇”辑至德人王尔纲的杂剧《杏村醉雨》，剧中人杜牧春日出游，在杏花盛开的村庄与牧童、舟子、酒保吟歌对话，抒发情怀，给读者以美的享受。郎遂《杏花村志》问世后，世人誉为“开编纂村志之先河”，清雍正间，被编人钦定《四库全书》。清宣统己末，大收藏家、刻书家，贵池人刘世珩又将《杏花村志》收入他校勘印刷的《贵池先哲遗书》。《四库全书》总目提要对《杏花村志》的评述云：“按杜牧之为池阳守，清明日出游，诗有‘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’句，盖从言风景之词，犹如杨柳芦荻洲耳，必指一村以实之，则活句反为滞相矣”。对于《四库全书》编者的评述，刘世珩却持不同意见，他在重刻《杏花村志》的“跋”中说：“提要谓为滞相，亦一偏之见”，又云：“村名之著，始于杜牧之春日出游一诗，今村又以赵客而成书，亦因赵客而传名，郎氏子姓，聚族而居焉”。刘氏言简意赅的评述高度概括了郎遂热爱乡土，编纂《杏花村志》的历史功绩。郎遂于清乾隆四年(1739)辞世，距今已二百六十余年，岁月递嬗，沧桑巨变，池州人民永远铭记这位“杏花村老人”。